张秀熟

人物生平

张秀熟生于1895年9月，卒于1994年3月， 平武龙安镇人，名从酉、号秀蜀，笔名有奇零等，四川省著名教育家，绵阳党组织创始人。1916年，张秀熟考入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在高师读书期间，受四川马克思主义运动先驱者王右木的影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19年“五四”时期，任四川省学生联合会执行部理事长，成为四川爱国学生运动的领袖。1926年3月，经刘愿庵、童庸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担任中共成都市委第一任书记和川西特委书记；同年7月，张秀熟在江油建立了绵阳第一个党支部——中共中坝省二中支部，并任支部书记。1928年2月，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5月代理中共四川省委书记。1928年10月，因判徒出卖，在重庆被捕入狱。1936年10月，经党组织营救出狱。1937年1月，回到平武创办平武简易师范和平武县立中学。1940年8月至1949年10月，奉党组织安排，回到家乡平武“长期隐蔽，以待时机”，利用主持平武简师校工作的合法身份秘密开展革命工作，联系地方武装，筹集物资，为迎接解放军入川，为绵阳解放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解放后，曾担任川西区文教厅长、四川省副省长兼教育厅长、一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一至七届四川省人大代表、第四届省政协副主席、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五、六届省人大副主任、中共四川省顾委常委、省社科联名誉主席等职。

年少求学

1895年9月27日，在平武县城南街的张家小院，一个婴儿呱呱坠地。这个婴儿取名张从酉，先后用过秀蜀、秀硕等名字，后来改名张秀熟。

张家是一户素朴而典雅的人家。张秀熟的父亲名化雨，号润之，生于1865年11月4日。早年就读于江油匡山书院（位于江油大康镇山上的一座古代书院，建于唐代，重修于明代）考得清末一名增生，从20岁开始，即在家乡设私塾，以此养家糊口，执教 58年，78岁去世。四川党团组织创始人，张秀熟的革命思想启蒙人王右木张秀熟在父亲的熏陶下，从小勤学善思，积极上进。4岁开始发蒙读私塾，13岁进入平武县高等小学堂。1912年，17岁的张秀熟到江油县城武都镇报考原龙安府的最高学府——龙郡中学（1906年，匡山书院改为龙郡中学堂，迁址到武都镇）。四川马克思主义运动先驱者王右木当时在龙郡中学担任教务长，负责招录新生。他给张秀熟出了一道国文题和一道数学题，有着坚实文化基础的张秀熟沉重应答，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

有幸受教于王右木先生，张秀熟受益匪浅。1912年正值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之际，此时的王右木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对新生的共和国充满了希望，常常慷慨激昂地评论天下大事，研究富国强兵之道。王右木的先进思想触动了少年张秀熟的心灵，打开了张秀熟的思维和眼界，二人也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 1913年王右木回到成都四川通省师范学堂（1913年，四川通省师范学堂改名四川高等师范学校）复课，张秀熟眼看自己尊敬喜爱的老师离去，也跟随王右木的足迹来到成都读书，插班到成都五世同堂街口的共和大学校中学部。王右木从四川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回到龙郡中学任教时，张秀熟也回到龙郡中学复学。再次聆听王右木老师的教导，张秀熟心里十分高兴。

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王右木到龙郡中学不久，便决心东渡日本，学习明治维新的国富民强之路。1914年，张秀熟和一些同学专门为王右木送行，从学校一直送到武都镇西门外的水巷子，依依不舍地看着他乘船远去。不久以后，王右木就给张秀熟来信了。张秀熟得知王右木老师考得了明治大学中国官费生卧名额，就读于该校的政治经济学系，并于1918年夏天获得明治大学政学士学位。

王右木离开之后，张秀熟于1915年从龙郡中学毕业，次年考入四川高等师范学校。四川高等师范学校后来改名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地点在皇城内，是当时四川全省的最高学府，无论规模、师资、校舍、还是图书、设备，在整个西南都数一流。

年轻的秀熟一进入高师就发奋读书，他特别喜欢著名经学大师廖季平的课，课堂笔记本上凡是廖先生讲授的内容，都要特别注明“子廖子口授”。但是，张秀熟“经学家”的美梦，很快就破灭了。军阀杀人如麻，百姓走投无路，年轻的张秀熟逐渐明白过来，“国故”虽然珍贵，却不能使百姓安居乐业；“微言大义”的确精深，但无法使军阀立地成佛。他感到脑子里乱成一团，于是到处找书来看。当时的成都，新思想已相当浓烈，介绍新文化的书刊随处可见。当他把《新青年》上的文章读了一遍又一遍以后，和许多青年人一样，确信只有科学和民主才能救中国。从此，他就由“群经大义”课的崇拜者变为《新青年》的信徒，深信只有“德先生”和“赛先生”才能救中国。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划时代的反帝反封建的“五 四”爱国运动。广大青年学生、工人、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通过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种形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一年，张秀熟几乎没有读书，主要精力都放在了革命运动之中。

1919年5月，成都成立了四川省学生联合会，张秀熟和比他低一年级的盐亭籍学生袁诗荛被推举为学生联合会理事部正、副理事长。两人因同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有共同的人生观，又是同乡，工作上一个主内、一个主外，配合得恰到好处。1920年5月23日，四川省学联创办了自己的周刊《四川学生潮》，刊物全由学生自己撰稿、编辑、校对、发行，还上街叫卖，该刊以“笔锋犀利，胸无忌惮”而著称，发行量大，影响面宽。张秀熟因临近毕业，就由袁诗荛担负了大量的工作。

“五四”运动在四川的展开，是四川青年学生第一次在革命运动中组织起来，而且成为“五四”运动最坚强的核心。张秀熟在这次运动中，担任了重要的组织角色，得到了锻炼，积累了斗争经验。

红色教育家

1920年暑假，张秀熟毕业，以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国文部本科生的资格，回到家乡平武县，担任县立高等小学校长。身在平武的张秀熟密切注视北京和成都的动态。自己花钱订了《新青年》《新潮》《建设》等报刊，在教师和学生中传阅。很快，他建立了学生自治会，鼓励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双十节晚上，学校举办“提灯会”，师生自己动手扎好灯笼，整队上街游行。张秀熟在自己扎的灯笼上写上“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有衣大家穿，有饭大家吃”！“团结起来”！“反对刮地皮”等口号。其他人一看，也都在自己的灯笼上写上口号。由教师领头高呼，学生齐声呼喊，整个平武县城灯光齐明，热火朝天。

一年之后，张秀熟收到张澜（中国民主革命家，中国民主同盟会主席）请他去南充县立中学任教务主任兼国文教员的邀请信。能与张澜先生共事，张秀熟心里非常兴奋。不久又接到王右木老师的信，知道袁诗荛也应聘要去南充。王右木在信中要他们多多散布革命种子，建立川北据点。

在南充县立中学任教期间，张秀熟与袁诗荛再次联手，担任王右木所创办的《人声》报在南充的特约通讯员和代办员，不仅积极纂写文稿，还在南充进行发行代售，每期基本能都代售2、30份，将进步的思想传播到广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当中。

1922年5月1日，南充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同时也成为南充县立中学的新校庆日。张秀熟还专门撰写了南充县立中学校歌：

嘉陵浩荡，果山葱茏，云蒸霞蔚南充。莘莘学子，桃李春浓，巍然建极天中。五月一日，血染腥红，霹雳震惊劳工。从今宇宙，无钟国界，群祝大同大同。

1922年10月，张秀熟收到王右木老师的来信，信中王右木委托张秀熟在南充组织建立川北社会主义青年团。为此，张秀熟找来了老乡袁诗荛，他们二人组织青年学生上街演讲， 书写标语，散发传单，开展宣传鼓动工作，物色了一批积极 分子，进行重点培养和考察。南充县立中学农业部的罗瑞卿（曾任公安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师范部附属小学的任白戈（曾任重庆市委书记、市长，全国政协常委），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1923年5月1日南充县立中学校庆时，张秀熟亲自担任司仪，罗瑞卿等学生演出他改编的话剧《农民泪和士兵泪》，打动全校师生。据任白戈回忆：“1924年我进南充中学时，校长是张澜，教务长是袁诗荛老师，先前是张秀熟同志，这两位教务长都是当时四川教育界有名的人物，思想进步，办学非常认真，学校办的很有成绩，在学生中传播了进步思想。”

在南充任教一年之后，张秀熟应聘到江油龙绵联合县立师范学校当教务主任兼国文教员。虽然在龙绵师范任职的时间也只有一年，但张秀熟却把在南充一年所感受到的新鲜风气和革命热潮，都带到了江油。他组织龙绵师校的学生排演话剧《农民泪》《军人血》，在江油连演数场，深受群众欢迎。当时，江油“同善社”向信徒预言大难要临头，宣告某月某日将天昏地暗，要死多少人。江油人都震动了，把面粉、糖果都抢买光了。张秀熟就组织学生进行宣传，叫大家不要相信。到了那天，天并没有黑，也没有死人，“同善社”的预言再也没有人相信，张秀熟组织宣传的科学道理渐渐被广大群众接受。

1924年暑假，张秀熟接到成都高师附中（四川大学附属中学，今成都市第十二中学，位于成都市武侯区）的聘书，遂带上妻子罗文淑到了成都。此时的成都是由1923年打败了熊克武的杨森掌权，教育界的负责人全是拥护杨森的“新人”，王右木已经离开成都，一去没有音讯。张秀熟无心再在高师附中呆下去，也辞职来到空气比较活跃的重庆。在重庆，《新蜀报》的主编周钦岳介绍张秀熟认识了萧楚女（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经萧楚女的点播，张秀熟明白了国家主义派提出的“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国家主义派指的“国贼”就是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强权”就是苏俄）的欺骗性，茅塞顿开。

 1925年9月，张秀熟回到成都，在高师附中任教，同时在省立第一师范兼课。1926年2月下旬，中共重庆地委成立后不久，地委委员兼成都特支书记刘愿庵找上门来，与李劼人共同将张秀熟介绍给《西陲日报》主持人徐幼根，聘为主笔。3月底的一天晚上，刘愿庵又来到张秀熟家，这次是 与童庸生一起来的。童庸生当时任重庆团 地委书记，负责领导全川的团组织。俩人表情都很严肃，刘愿庵告诉张秀熟：党组织决定，由他们二人作介绍人，发展张秀熟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张秀熟盼望了几年的事，竟没想到来得这样快，激动的心情竟一时找不到恰当的语言来表达，只是紧紧握住两人的手，很久都舍不得松开。随后，成都特支又派黄理州来，代表党组织正式向张秀熟个别谈话，从此张秀熟就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入党以后，党组织给张秀熟的具体工作是负责成都的学生运动和大学生支部。领到任务后，张秀熟经过一番研究和筹划，便开始工作。他每半个月都将各大学中的学生党员通知到郊外七、八里以外的小茶馆中开会一次，了解情况，安排工作。此时的杨尚昆（曾任国家主席）正是高师附中的学生，担任附中团组织的负责人，团员们每周六下午过组织生活，没有合适的地点，张秀熟就将自己的房间提供给他们。一师的杨朝熙（沙汀）、汤道耕（艾芜）两名学生也常常到这个隐秘的地方过组织生活。

投身革命

1927年，成都发生了二·一六事件。紧接着刘湘在重庆制造了三·三一事件，打死群众137人。4月4日逮捕了杨闇公同志，并于6日将其残杀。四川党的领导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张秀熟这时虽未担任党内职务，但面临险恶形势，处境也很危险。此时正值暑假，张秀熟派人把妻子罗文淑和才11个月的长子张益龙送回平武老家后，成都特支负责人黄理州遂安排他离开成都，到川北一带去查看各地党组织的情况，避一下风头。他先到广汉，当地农工民主党的负责人邓作揩（党员）安排他进了广汉驻军团部，在那里讲了三天政治课，内容都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随后到了绵阳，找到孙震驻军的政治处。这个政治处当时还控制在国民党左派手中，所以比较安全。

中共成都特支对江油经过较长时间的考察，认为在江油的省立二中建党的条件比较成熟，准备派出适当的人选去创建党的组织。1927年3月31日，四川军阀刘湘制造了重庆“三三一”惨案，四川各地相继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党、团组织由半公开转入秘密活动。中共中央要求，这一时期，各地党、团组织的建立，必须有良好的上层关系作掩护。中共成都特支党员章璞的堂兄章雨初系驻江油县国民革命军二十九军屯殖司令部参谋长，外部环境有利于掩护党的工作，故中共成都特支决定章璞到江油建立党的组织。章璞通过同学的介绍和中共成都特支的活动，被四川教育厅委任为省立二中的校长。此时，张秀熟还在绵阳县，中共成都特支交给章璞一封信，指示他转交张秀熟。1927年7月，章璞赴任途径绵阳时，转交了中共成都特支给张秀熟的书信，张秀熟阅后即按指示，与章璞同往省立二中任教，张秀熟任教务主任。与章璞同赴省立二中任教的还有中共党员裴紫琚、赖鸣柯及共青团员苏来苏、袁同仁。同月，张秀熟按照中共成都特支的指示，组建了中共中坝省二中支部，隶属中共成都特支领导，张秀熟任书记，另有中共党员章璞、裴紫琚、赖鸣柯共4人。

中共中坝省二中支部是绵阳市最早诞生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它的建立标志着绵阳市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从此，绵阳民众的各种斗争活动就由自发的、零散的、一般的争取基本生存条件的活动转变为有组织的、统一的、有明确目标的革命活动。绵阳地方党组织的诞生，解开了绵阳历史的新篇章，为绵阳人民带来了希望的曙光。

在江油过了半个月，张秀熟接到通知，立即赶到成都，方知中央已在武汉召开了八·七会议，由瞿秋白代替陈独秀主持中央工作，四川也由临时省委代替了重庆地委。临时省委下设川东、川西两个特委。川西特委于11月中旬在成都建立，因刘愿庵已到重庆临时省委，组织上就确定张秀熟任特委书记。

1928年2月10日，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在巴县召开扩大会议建立正式省委，刚调重庆工作的张秀熟被选入省委五人常委班子，排名秩序分别是傅烈、刘愿庵、张秀熟、刘亚雄、李炳奎，张秀熟担任教育宣传委员会书记。会议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精神重点讨论了组织全省春荒暴动问题。然而当时的形势已处于白色恐怖之中，16日清晨，成都大批军警将成大、高师、高师附中等几所学校包围，当场逮捕师生100余人，到下午4时即将中共川西特委宣传部长袁诗荛等14人杀害于成都莲花池。3月9日，四川省委在重庆兴隆巷8号巴县县委举行会议时，又被军警包围，傅烈、周贡植等9人被捕，4月3日即被杀害于朝天门下。事后省委决定由刘愿庵代理省委书记，但刘愿庵于4月底即离开重庆前往上海，转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遂决定由张秀熟代理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这一时期斗争形势又十分严峻，张秀熟面临的工作千头万绪，四川党的组织惨遭破坏，他只能恪守党的决议，巩固组织，根据“四川暴动行动大纲”加紧工运、农运工作。据1929年4月29日《四川临时省委致中央报告》反映：“省委本身仅张秀熟同志一人及临时吴秀鸣等共三人支持，人少事紧，极难应付，经济缺乏更形[困]窘”。尽管如此，四川省委这几个月的工作还是很有成效。省委在同一报告中指出：“遭受破坏各地组织亦次第恢复，各地亦稍有发展，四川的组织将见有新的现象……”

党中央见四川省委遭到破坏，就派木青（于1930年牺牲于重庆）到四川协助工作，又派在江西搞过农暴的李呜珂 到四川担任军委书记。李呜珂性情急躁，决心要以赤色恐怖镇压白色恐怖，其中心任务是处决主谋枪杀9名中共党员的戴弁（第二十一军政治部主任）。张秀熟本来不同意李呜珂这样做，在几次会议上都表示这仅是一种中共四川军委书记李鸣珂报复行为，对全川的革命行动不会有多大的好处，而可能后果更坏。但李呜珂坚持必须以赤色恐怖镇压白色恐怖，与他从江西带来的枪手李觉民，用手枪将戴弁打死在大街上。这一行动震动了蒋介石，严令刘湘迅即缉拿“正凶”，刘湘当即下令“大索十日”，进一步血腥镇压。事情既已发生，张秀熟只好布置同志们隐蔽，保存力量以待时机。

舌战王灵官

1928年10月1日，由于原共青团四川省委书记彭兴道与团干部廖时勉先后叛变，将所知党团省委组织情况全部向敌人告密。是日深夜大雨，张秀熟和文书李国钧、交通员郑某在四川省委机关所在地——重庆七星岗吴师爷巷被捕。被捕时，张秀熟沉着机智，借向窗外吐痰的机会，趁势将一个装有用蝇头小楷抄录的全省70多个特委、中心县委、县委、特支和个别党员通讯名录的火柴盒扔进窗下的一个大污水坑，从而保护了党的机密，让70多个党的组织得以全部脱险，数百名党员得以尽快转移。

被捕后，国民党四川军阀刘湘部下的第三师师长兼重庆卫戍司令官王陵基（绰号王灵官）于打枪坝公馆，连夜提审：“张秀熟，你们共产党天天叫阶级斗争，要打倒阶级敌人。我就是你们最大的敌人。今天你又啷格说？”

“王先生此言差矣。”张秀熟从容不迫地回答道：“我们共产党是讲阶级斗争，是要打倒阶级敌人。那最大的阶级敌人，从国际上讲是帝国主义；从国内讲是蒋介石。你王陵基么，也算是一个阶级敌人。但要说“最大的”，那你就卑卑不足道了”。

王陵基气极败坏，张口结舌，好久才回过神来，然后是拍桌子，暴跳如雷，他骂，张秀熟也骂。最后，王陵基只得连连挥手，叫道“带走，带走，押到司令部去！”

在关押待审期间，张秀熟和一道被捕的二十几位同志取得了联系，商量了对策。同时，张秀熟给父母写下遗书，作好最后牺牲的准备，遗书中写道：男幼承庭训，长成后要爱国、爱乡、爱人民。今男以身许国，以身许民，亦是秉承教诲，倘若此次赴难，也是为国为民而死，虽死犹荣。

14日下午，王陵基在卫戍司令部礼堂公开审讯“重庆共案”。重庆军、政、绅界头目以及报界、学界旁听者达数百人。

“你是四川共产党头子张秀熟吗？”这是明知故问，却是问案的必要程序。

“是的。”

“哪里人？”

“四川平武。”

“是受共产党委派的吗？”

“是受代表大会选举的。”

王陵基认为头开得不错，很顺利，三问都如实招认了，于是来了一套准备好的花招，平和地向张秀熟说：“我在你们机关查出的文件中，发现你父亲给你的家信，他要你‘希圣希贤，不求名利’，你简直违背了你父亲对你的教训，你怎样解释？”张秀熟看穿了王陵基的心机，决心把敌人的审讯台变成宣传党的革命主张的演说台，于是从什么是圣贤，什么是孝道，从孔夫子谈到马克思，要解放全人类才是大圣贤、大孝道。王陵基无法应付，只得几次制止张的发言，但又按不下去。紧接着就问：

“你们四川有多少党员？组织情况怎样？”

“共产党员多得很！只要是认识了现在的社会制度，明白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都会加入到共产党队伍里来。至于组织一层么，那是我们自己的事，不能告诉你。”

“你们的经费从哪里来？你们每个月领多少津贴？”

“共产党员不领什么津贴。党的经费靠党员自愿捐助。”

“你们那点钱，够吗？”

“是的，党的经费很困难。不过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和一切反动派都有大量财产，有时被我们没收，也可作些补充。”

王陵基有些坐不住，提高了噪门：

“军部政训主任戴至诚先生是何人杀死?从实招！”

“谁叫戴至诚，我们不知道。你既然指认是我们杀的，请拿出证据来、”

王陵基拿不出。

“那么，你们为什么要造反？要搞暴动？”

“让我来问你，你们的田赋征到哪一年了？”张秀熟反问一句。

“什么？”王陵基愣住了。“你是啥意思？”

“好，你说不出口，我来帮你回答。现在是民国十七年，但是你们的田赋已经征到了民国五十六年了。你们军阀年年混战，横征暴敛，贪官污吏遍地横行，土豪劣绅盘剥不已。弄得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共产党怎能不领导民众造反？民众怎能不起来暴动呢？”

王陵基尽量克制自己。

“你认为你们共产党的主张真是对的罗？你相信你们一定会成功喽？”

“当然是的！就像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推翻清朝专制制度一样。我们现在做的就等于当年孙中山的工作。共产党在中国不过建立数年，我们的力量你已经看到了。我们的主张将来必定有一天要实现。”

王陵基站了起来，把桌子一拍：

“你就真的不怕死吗？”

张秀熟平静地回答：

“死对我们来说，是很光荣的事。试看孙中山先生缔造中华民国，带领大群仁人志士，历经了多少艰难险阻，牺牲了多少党人的头颅，才取得了胜利。我们共产党人为民众谋幸福，求中国之解放，为了共产主义的实现，是随时准备一死的。”

王陵基咬紧牙关叫道：

“那么，本司令就要枪毙你们！”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张秀熟也提高了声音。“到我们革命实现的时候，对不起，我们也会依样画葫芦哩。哈哈！”

至此，王陵基再也按捺不住，破口大骂：“王八蛋！你敢硬！老子偏要把你们的脑壳割掉。你们不依教，给老子到鬼门关等我算帐！”

张秀熟不再回答，翘首微笑，让王陵基独自去跳。

讯再也搞不下去了，只得到此收场。

这天公审后，重庆《新蜀报》很快就在该报第一版登了专题报道，题目是《张秀熟舌战王灵官》。 成都《国民公报》也以《重庆共案观审录》为题，发了快讯。一时间，“张秀熟舌战王灵官”的新闻，不胫而走，传遍了巴山蜀水。

统战策反

1935年春，中共中央上海局特科派张曙时到四川，专做刘湘的统战工作。张曙时以刘湘老友傅春吾的名义写了一封长信给刘湘，劝他响应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方针，准备做个抗日的民族英雄。刘湘当时任四川省主席，正受蒋介石步步进逼，急于找出路。看了来信，为之心动。为了联合共产党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决定先分期释放政治犯。张秀熟是张曙时点名要放的人，遂于1936年10月首批释放出来。他入院时未办任何手续，出院时也未发“自新”书。出狱后，张秀熟在重庆和成都都没有找到党组织，只好 于返回平武老家，创办了简易师范学校校长，招生上课。但张秀熟这时心思不在办学，他要找党。“7·7”芦沟桥抗战爆发后不久，张秀熟在成都见到张曙时，这时全省仅有共产党员68人，张曙时代表成都特支宣布：“你在监狱十年的情我已了解清楚，从现在起恢复你的组织关系”。张秀熟听了这句，内心非常激动，对张曙时说：“组织上需要我干什么，请安排，我一定服从。”这时，四川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进展很快，组织上同意张秀熟担任刘湘的川康绥署顾问，并要求他设法打进川军，为国共合作抗日做准备。

这一时期，张秀熟的全部工作就是推动川军出川抗战。张秀熟代笔写了一篇《为民族救亡抗战告四川各界人士书》，作为刘湘出川抗战的宣言。刘湘看后一字未改，以《告川康军民书》为题，发表在8月26日的《四川日报》上，借刘湘之口，张秀熟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完整的表达 出来。9月，四川成立战时后方统制委员会，刘湘任委员长，张秀熟任委员。10月10日，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12日选举执监委时，张秀熟被选入执委，沙汀被选入监委。张秀熟与张澜、沙汀等编辑的《抗战星期刊》也很快在成都创刊了。11月，南京军事委员会委任刘湘为四川学生军训总队长，保安处长王陵基等任副总队长，张秀熟经组织同意任政训处副处长，负责政训处的实际工作。寒假期间，张秀熟编写了一套军训教材，以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内容，编成《抗战必读•甲集》，发到全省各大中学校，作为政治教材，普遍使用。

1938年1月20日，刘湘因胃病复发死于汉口。不久四川省主席、川康绥署等职易人，张秀熟的川康绥署顾问也随之终止。此时，四川省的党组织已逐步恢复起来。1938年6月，张秀熟当选为中共川西工委委员（当时中共川西工委对外称作中共川康特委）。抗战时期，周恩来长期在武汉、重庆进行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他每次路过成都，地方党组织都要借机举办座谈会，请恩来同志作报告，张秀熟每次必到场聆听。1939年有一次则是在张秀熟寓居的长顺街半截巷3号，十多人凑在一起，听周恩来、邓颖超讲抗战的大好形势和光明前途，大家深受鼓舞。多年后，张秀熟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写道：“长留抗战一诗篇，低巷少城夜密谈。肃肃两公惊四鼓，漫天星斗月光寒”。有一次，潘文华（国民党第28集团军总司令，1949年12月率部起义，解放后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常务委员）在长发街32号乔公馆设晏招待周恩来，请罗世文、张曙时、张秀熟等作陪。席间周恩来滔滔不绝，讲了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形势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希望川康的朋友自身团结，共促西南地区民主力量的团结，反对蒋介石的投降活动，推进全国的抗战大计。这一时期，张秀熟以教员的合法身份协助张曙时做上层统战工作，充分利用老同志、老朋友的关系，与刘文辉、田颂尧、潘文华、董宋珩，以及成都市长陈炳光等来往，相互交流情况，传达信息，国共两党在四川的关系有了新的发展。

1940年“皖南事变”发生，3月14日，成都因米价暴涨，发生抢米事件，国民党借机逮捕了罗世文（时任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等10余人。川康特委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布置疏散，考虑到去延安的路比较危险，张秀熟就疏散回平武老家，与几名同乡、老同学一起开办学校。办学期间，他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思想，利用报刊上登载的日军侵华罪行材料作教材，揭露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还组织学生排小话剧，如《沈阳之夜》、《放下你的鞭子》，开展以抗日歌曲为内容的歌咏比赛。

1942年8月，平武县里成立临时参议会，推选张秀熟为副议长，当时他认为这样的身份对党组织活动比较有利，就担任了。1943年6月，张秀熟到成都列席四川省临时参议会第二届一次大会，找到了成都区党的负责人陈予同，向他请求：父亲已于10多天前去世，现在自己一无牵挂，请组织上批准自己到延安。陈予同告诉他说：你现在更不能走了，中央对四川的工作有新指示，要从长远考虑，加强工作，不仅为了目前的抗日战争，还要考虑抗战胜利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斗争。你们平武位于川陕甘三省交汇点，地理位置很重要，马上就会有新任务，你回去等上级的通知。

张秀熟只好又回平武，一面教书，一面盼上头来人。1945年6月20日，省临时参议会二届三次全会召开期间，张秀熟在负责联系他的王文鼎家中见到了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秘书长张友渔，他告诉张秀熟：川陕甘这是一个三角地带。我们事先要布下一个“点”，平武就是一个。好比下围棋，你就是我事先布在平武的一个“子”。这么一说，张秀熟完全明白自己不去延安，留在平武的意义了。但他却无法想到，远在晋察冀根据地的学生罗瑞卿却正盼他呢。1945年，时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副书记的罗瑞卿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聂荣臻推荐张秀熟担任晋察冀中央局的教育部长。聂荣臻对他这位四川老乡早有所闻，遂托人设法带信给张秀熟，请他去那里负责教育。可惜张秀熟此时蛰居平武，无法得到这封信。

1947年春节过后，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派川北工委书记王叙五从成都到平武找张秀熟联系，传达省委指示：一、把粮食集中在松潘到平武的大道上，供日后我军南下之需；二、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使地方势力倾向我们，甚至为我所用；三、加强青年工作，尽可能多地团结青年力量。王叙五随后又亲到火溪沟、水晶堡、

叶塘一带查看由陕甘入川的路线。张秀熟明确了自己的任务，便以社会知名人士的身份，出入于县政府、参议会、县党部、县商会等，与县上的上层人物交往，尤与县民众自卫总队副队长、省参议员宋北海交往甚密。

1949年10月，当时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为了对抗解放大军，利用地方反动势力，在江油成立山防总队，主管江油、彰明、平武、北川、青川、松潘等地的防务，当时党组织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就支持早已和党有联系，并且有行动表现，能够完全好这项任务的蹇幼樵来负责，争取由党组织来控制这支队伍。为了开展好这项工作，中共绵阳临时工委书记王朴庵找到张秀熟，告诉他要抓住王陵基搞山防总队这个机会，掌握这支队伍开展游击活动，使胡宗南部队不能顺利入川，并说已经通知蹇幼樵暗中联系，要张秀熟到成都做王陵基的工作，帮助蹇幼樵取得山防总队长的委任，同时暗中把平武地方势力纳入山防总队。

张秀熟领到任务，恰好此时平武县新人县长要找一位认识王陵基的人去成都，领取一批枪支回县，于是张秀熟便趁此机会，来到王陵基的公馆。这次会面，王陵基很是客气，对于张秀熟所提蹇幼樵任职之事，王陵基当即表示同意，并答应给平武60支枪，充实山防总队。回到平武后，蹇镕约张秀熟商量迎接解放的问题，两人研究了如何做平武地方武装实力派宋北海的工作。张秀熟表示一旦时机成熟，即找宋面谈。1949年7月，蹇镕再次上平武，与张秀熟一起直接找宋面谈了起义之事。

1949年11月，江、彰、平、北、青、松山防总队正式成立，并在《新新新闻》发表公告，任命蹇幼樵为保安司令部顾问、山防总队队长，雍子固、宋北海为山防总队副队长，总队驻扎地在江油，下设10个大队。江油中心县委先后派出20多人担任各大队政治指导员或队长。

地下党员李友松被任命为平武县山防大队政治指导员，他拿着张秀熟写给宋北海的一封信，到平武见到宋北海。张秀熟在信上扎咐宋北海：“一切重大问题要同李商量决定”。张秀熟只身一人到平武豆叩一带，分头约集平（通）三（圣庙）桥（头寺）、桂（溪）甘（溪）沙（窝子）、徐（塘）（家）李（家）各乡的乡、保长、龙头大爷，向他们做工作，要他们“旧瓶装新酒”，维护地方秩序，迎接解放。这些人中不少都是张秀熟教过的学生，对“张老师”的话自然要听。

至此，这支拥有3000名官兵、2000支枪的地方武装，成功地控制在地下党手里。到1949年12月20日，宋北海果然率平武山防总队宣布起义，在平武县民众教育馆召开群众大会，欢迎解放军进驻平武。12月22日江油解放，张秀熟即参与地下党一起，协助部队召开各界人士会议，研究如何组织民众迎接解放军。解放军进驻江油后，张秀熟协助军代表，通知北川地下党来人，研究如何迎接解放军进驻北川。随后又协助争取江油县长袁如骧和剑阁专员刘蹇等人率保安队300余人向江油县人民政府缴械投降。

鞠躬尽瘁

解放后，张秀熟经贾子群介绍，找到了原中共川康特委书记、时任成都军官委员会兼组织部副部长的马识途。马识途把张秀熟的党组织关系转到川西区统战部，以便在李宗林部长那里继续做统战工作。不久，经李劼人、熊子俊等人介绍，成都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张秀熟为成都市树德中学校长,开始了教育工作。1950年7月，川西人民行政公署成立，之 后张秀熟担任川西文教厅长。张秀熟任川西文教厅长的两年中，理顺了川西的教育事业，将党的各类教育方针政策传达贯彻到川西的各个学校。

1952年7月13日中央决定撤销川东、川西、川北、川南4个行政公署，9月1日四川省人民委员会正式成立，政务院任命张秀熟为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四川省教育厅厅长。由直接从事教育实践到全面主管一个地区、一个省的教育工作，这对张秀熟来说本是驾轻就熟的事。他当时58岁，正当盛年，决心大干一场，把自己的后半辈子贡献给全川的教育事业。10月，他把家属子女从平武接到成都。临行前，把家中珍藏了几十年的书籍、字画，如《廿四史》、线装《龙安府志》、精装《鲁迅全集》、清末状元翁同和写的对联“可为清怀常作竹，至人乐事在游山”，以及山水中堂全轴一并捐赠给家乡，准备将来为家乡建个图书馆。

1954年夏，年近60的张秀熟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委委员，从此就连任1—5届的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五届国政协常委。1956年11月28日，张秀熟在川省人大四次会议上被增选为副省长，兼任教育厅长。从建国伊始到“文革”前的四川教育工作，都是张秀熟一手主持下展开的。1956年全省各项教育事业都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文革”中张秀熟始终坚持认为，教育是树人的工作，培养的人要德才兼备，新中国教育的任务，就是为提高人民的劳动生产率服务，把学生培养成有政治觉悟、有文化教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这才符合党的教育方针。他对教师和学生，更是倾注了毕生的热情。

1960年6月1日，65岁的张秀熟出任了四川省志编辑委员会副主任，立刻全身心地投入了这一项在四川已经中断了将近150年的艰巨工作。这个机构得以成立，也和他的努力分不开。张秀熟虽然没有编写过史志专书，但凭他对史学方面高深造诣和对地方志的深刻理解，驾轻就熟，使这项工作迅速走上轨道。1981年10月，当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重新建立的时候，86岁高龄的张秀熟突然来了精神，再度担任副主任，主持这一中断了15年的工作。这时的编委会不仅要继续编修《四川省志》，还要负责指导各市、州、县的修志工作。 1986年9月，老人因脑出血后，右肢失灵，写字困难，行动不便，只好长期卧床休息。

1993年9月24日，张秀熟老人在成都市指挥街71号的省人大宿舍里度过了他的99岁生日。两天后，原国家主席杨尚昆专程赶来，看望步入百岁的张老师。下午4时，杨尚昆登上九层高楼，缓缓走入老人卧室，先向老人家恭恭敬敬鞠了一躬，然后上前握住老人的双手坐下，亲切地说：“老师，我看您来了，一庆祝您百岁大寿，二祝您中秋愉快”。“您不仅是我学生时代最敬佩的国文老师，也是我的革命引路人”。近70年的师生情谊加革命历程，把老人的心紧紧联在一起。百岁的张秀熟能够亲眼看见自己的学生国家主席这更是人生难逢难遇的乐事。1994年3月25日18时55分，老人在甜睡中离开人世。

张秀熟在几十年革命征途中，经受了多种挫折和磨难，信念弥坚，红心不变。他学识渊博，贯通古今; 他是绵阳地方党组织的创始人，四川党组织的领袖；他在狱中舌战王陵基，留下千古佳话；他是红色的教育家,培养了杨尚昆，罗瑞卿、任白戈等优秀人才;他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奋斗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