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瀚的西北大漠与戈壁中,在甘肃的三危山和呜沙山之间,巍然屹立着人类文化遗产之一——敦煌莫高窟。
敦煌,这颗古丝绸之路上的明珠,曾在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诸方面迸射出耀眼的光芒。与西域文化、中原文化、本土文化三源合一时,这里便孕育出了举世闻名的敦煌石窟艺术,因而令世界震惊。
古丝绸之路后来的衰落,一批批外国探险家冒险家之流对敦煌莫高窟的劫掠使宝藏流失,外国学者主宰了敦煌学研究的讲坛,以致形成了所谓“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外国”的说法。
这千年前开始,绵延不息的各民族凝聚而成的艺术精华,难道就永远万劫不复吗?不,总有不怕艰难险阻,不怕牺牲的民族脊梁,不顾死活地去实现一代一代的夙梦。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常书鸿开创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之后,出生于绵阳曾任中国敦煌研究院院长的段文杰和一批自愿投身敦煌事业的伙伴(另如出生于绵阳市的敦煌研究院资料中心主任史苇湘等),用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实现了中国敦煌学的兴起和使敦煌学研究回归故里的夙愿。终于用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向世界宣告:“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也在中国!”
段文杰,又名段业广,80多年前出生于绵阳县松垭马嘶渡坝王家脊(现绵阳市经开区马嘶渡坝)一个普通农家。10岁时随在蓬莱盐厂工作的叔父求学,在蓬莱中学肄业后,他天资聪慧,喜爱绘画艺术,考入民国重庆国立艺专。抗战胜利前夕,张大千在重庆中央图书馆举办了一次敦煌壁画摹本展览,山城为之轰动,当时身为艺专学生的段文杰更是如痴如醉,他硬是一大早步行十余里排长队花了50元法币买门票把近百幅摹本足足看了两天。绚丽的敦煌艺术瑰宝,使他目眩神迷,特别是壁画中喷薄于纸外的那种人的生命律动,一扫传统中国花鸟画、山水画的淡泊超然,使段文杰流连忘返。也就在那一刻,他大彻大悟,定下献身敦煌艺术的决心。
1945年,艺专毕业后,段文杰即相约了3名同窗好友离开重庆,前往敦煌。以了却他们无意于花鸟山水,决心开拓人物画的夙愿——如同当年玄奘大师的西天取经。
段文杰一行义无反顾地告别花团锦簇的故乡山水,一步步走过广元、天水、兰州。西去圣地尚有千多公里之遥,他已囊空如洗,望着远去白云间的黄河,听着西来驼队的铃声,段文杰信心十分坚定,就是打工为佣,也要凑齐盘缠,继续西行!
在兰州滞留不到一月,即传来抗战胜利的消息,在欢庆胜利的鞭炮声中,却传来了民国政府教育部下令撤销敦煌研究院的消息,真是“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暗天”,这噩耗令4位热血学子心冷如冰,其他3位同窗决意东归回家另谋他图,段文杰逐一与之挥别,再次坚定主张:不到黄河心不死,一定要实现去敦煌的夙愿!
他在兰州翘首期盼常书鸿先生。一年之后,终于等到了常先生。他们相偕来到了矗立在大漠风尘中巍峨的莫高窟,甩掉行李钻了进去,这一钻整整就是半个世纪!
从此以后,“苦海无边”,他所独钟情于斯的敦煌虽然绐他带来难忘的艺术享受,但更多的却是给他以磨难。
在那段特殊的年代,他因长年进入暗洞临摹壁画使视力大损,高度近视,散光并伴严重的白内障,生活极其艰苦。在这种逆境中,段文杰的研究成果却大放异彩。1958年,敦煌壁画临摹画在日本东京展出。他于1952年历时4个月精心临摹凿于盛唐的第130窟的《都督夫人礼佛图》令日本人倾倒,有位著有《中国唐代服装》一书的日本专家,看了临品叹服不已,表示要把他的作品中的许多地方作修改。同时,段文杰在遍临壁画的艰苦实践中还总结出了真知灼见,他主张要客观忠实地再现原作面貌;二是重在传神,即在精细的基础上突出原作总体神韵;三是绘画技艺不能低于原作水平。精湛的绘画技艺和深厚的艺术功底在这一时期大放光彩,段文杰共临摹各洞窟不同时期的壁画340多幅,面积达140多平方米,他以爱国赤子之心和卓越成就弘扬了这一人类文化遗产,使这湮灭百年的敦煌艺术更加辉煌。
1979年以后,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推动了中国各项建设事业飞速发展。当国人的心随着时代的巨大嬗变而激动时,醉心于敦煌艺术的人们都把目光投注于茫茫戈壁大漠的莫高窟,为段文杰接连于1987、1990先后两次在这里成功召开了国际敦煌研讨会而发出欢呼。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不在中国”。
这是国外敦煌学者对中国敦煌艺术研究现状近乎嘲讽,然而却是事实的结论。
1980年,段文杰担任了敦煌研究院长的重任,面对自1900年藏经洞发现以来,各种天灾人祸导致国内敦煌学研究步履蹒跚,与外国敦煌艺术研究委实落实后一大截的现实,他毅然肩负起了中国本土学者弘扬敦煌学的艰巨任务。积40年敦煌艺术研究经验和功力的段文杰带领他的同事们,用细致入微的考证,毋庸置疑的观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权威性的图册刊物向争夺敦煌学研究领导地位的世界级竞赛发出了冲刺。
在关于敦煌艺术之源的探索中,段文杰从产生敦煌艺术的本土条件出发,从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并结合历史文献和文物考古实证,指出敦煌的地域因素造成了产生敦煌艺术的沃土。魏晋文化传统,佛教前列地区龟兹艺术及凉州文化,都从不同方面浇灌了敦煌艺术;而从魏晚期开始的中原文化艺术,则以主要潮流影响了敦煌艺术,最终使敦煌艺术完成了中原风格、西域风格和地方风格的最后融化结合,从而指出了在敦煌艺术研究中历来存在的“西来说”和“东来说”两种起源观的偏颇。他的这一研究成果得到了国内外敦煌学者的肯定,是敦煌学研究中的一大新成果。
敦煌壁画人物服饰是敦煌艺术研究一个重要方面的内容,段文杰根据自己的研究实践写成一篇两万余字的专论《敦煌壁画中的衣冠服饰》,细致地论述了汉代以前的“深衣”,十六国时期的“胡服”;北魏的大袖长袍高冠;唐代的“新胡服”;宋代的“凤钗桂冠”;西夏的“党项服饰唐宋装”等各朝代服饰的特征,这一成果也是空前仅有的,填补了敦煌学研究领域的一大空白。
段文杰对于敦煌壁画历史价值的总结,跳出了前人和国外的学者的窠臼。他认为,敦煌壁画不仅是艺术创作,也是形象的历史,是一座珍贵的历史资料宝库,也是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他分析道:敦煌壁画虽因“写佛”在创作上受到很大的限制。但古代画师用杰出的艺术功力采取了“以人写佛”,佛的“世俗化”创作手法创作思想,与现实生活有密切的关系,直接间接地折射出了中世纪中国社会各阶段、各阶层、各民族,有关阶级关系,工农业经济,各种战争,民族关系,中西交往,专制官僚制度,衣冠服饰演变,音乐舞蹈发展,劳动人民的各种生活。民俗民风,建筑历史,科学技术史以及美术史等各方面的情况,是反映中国社会发展的形象历史资料。
对于敦煌壁画创作手法和艺术风格的探讨,是段文杰敦煌艺术研究最具特色最显功力的方面,在《形象的历史》《早期的敦煌壁画》《初唐的敦煌壁画》《盛唐的敦煌壁画》等论著里,他指出,敦煌壁画继承了现实与想象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形成了线描造形,夸张变形,想象相合,散点透视,装饰构图,随色写类,以形写神等系统的表现技巧,创造了单幅画、组画连环画、屏风画、“胡粉涂壁、紫青界之”“清起形貌,置其官爵姓名”“左图右史”等表现形式,形成了敦煌画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风貌。在创作风格上,他认为,敦煌壁画是在外来的佛教思想和佛教艺术上渗入了中国的儒道思想,以传统的技法,吸收并融化了外来的艺术营养,创造出来具有中国气派和民族风格的本土色彩的佛教壁画,从较为单纯的北凉风格起,直到盛唐壁画的完美,敦煌壁画完成了从佛教到人,从圣坛到世俗的轨迹,将虚幻的天堂和嬉嚣的人世巧妙地合而为一,表现出了高度的现实性和浪漫性融流的特征。
除上述成就外,段文杰在艺术史论中的另一特色是将专业性很强的研究命题,用生动的笔触深入浅出地讲出,表现出他那渊博的专业知识和浓厚的文学修养,形成他那独到精湛的学术观点。在论及早期的莫高窟艺术时,无论造型、服饰到艺术风格,均有比较明显的转变。出现了所谓“曹衣出水”到“秀骨清象”的转变,而这正是当时南朝汉族士大夫阶层的美学理想和风靡于那个时期的这个社会阶层中时尚风貌的表露和折射。另如他在论及壁画中的历代人物衣冠服饰时,他这样描述到:“……445窟《嫁女图》中有着幞头长袍马靴,‘束装似男儿’的舞技,一手挥袖上举,一手叉腰,踏脚舞。正像唐人诗中所说:‘南国有佳人,轻盈六腰舞,翩如兰苕翠,婉若游龙举’。与《韩熙载夜宴图》中王屋山舞六腰极相似。而这样的舞蹈在‘酒肆’‘野宴’等画面上也能见到。”读这些文字,如钦醇浆。莫不为作者旁征博引的生花妙笔折服,如没有深厚的艺术功底,是绝难做到的。
自段老任敦煌研究院院长以后,他对全部石窟内容进行了反复调查,推出了敦煌学研究的一大批研究资料:《敦煌莫高窟内容录》《莫高窟供养人题记》《莫高窟前遗址清理报告》。编辑出版了第一部《敦煌研究文集》。在中外刊物上发表了学术论文数百篇,在国内出版研究文集10余本,专题大型画集10余册,系列大型画集5套。这些研究成果,在国内敦煌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除此之外,段老还先后赴日本、美国、加拿大、印度、法国、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讲学,并被日本东京艺术大学聘为名誉教授,日本创价大学授予名誉博士等殊誉。特别是在1990年10月8日他主持的莫高窟召开的第二届敦煌国际学术会议上,来自世界各地的200多名专家学者莅临盛会,我国有ll4人的强大阵容出席会议。此次会议发表论文97篇,我国学者发表74篇,光敦煌研究院就发表24篇。此次研讨会的规模远远超过1987年第一届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讲座会。这次高规格大型国际研讨会以段老为首的中国敦煌学者以强大阵容,丰硕的研究成果向世人证明,中国敦煌学研究已占据了敦煌学研究的领导地位,已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外国”的尴尬局面。正如日本著名敦煌学者池田温教授说的那样“看来,敦煌研究院是当之无愧的敦煌研究中心。”
从1944年离开四川西行之后,段老在莫高窟求索奋斗了半个多世纪,五十多年的坎坷之路,把他从一个充满理想的青年磨砺成为一个满腹经纶、白发苍苍的专家。党和国家对他的成绩,也作了充分肯定,他被评为享受国务院津贴的有突出贡献的国宝级专家,还担任了多项重要的社会学术职务。中央有关部门,还把他列为当代全国八名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之一,并委托兰州电影制片厂为之拍了文献纪录影片《圣土人杰》作为资料永久存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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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994年九月中旬,由兰州电影厂导演沉琛女士带领的摄制组陪段老回到他的老家游仙区松垭乡三村九社拍下了他青少年的故居场景,笔者有幸与市文化局王代生先生为之导行。
段老,你是绵阳的人杰,是绵阳的骄傲,是中国不可多得的学术瑰宝,你的艺术功勋与英名将激励乡人、世人勇攀新高峰!
附记:本文得益于段老回乡的摄制组的帮助和段老亲属段业阴先生、周小白女士大力提供资料,谨致谢忱。
(罗显荣:绵阳市游仙区政协退休干部)